“去过几回。”
“先生倒真是见多识广,我就没有这番见闻了。”世子微笑道:“那请先生平心而论,中土广东佛山、江浙上虞等地,能否与马尼拉相比?”
话赶话说到了这里,儒望倒也不做掩饰,实话实说:
“若论繁华富盛,贵国恐怕不能与之相比;但若论整齐清洁,马尼拉则又远远不如。”
“马尼拉毕竟是贸易的核心,百物辐辏之地;其富裕兴旺之处,当然天下罕见;这一点我都有数。但请问这整齐与清洁上,马尼拉又是怎么个‘不如’法?”
这似乎只是世子纯粹的好奇。但儒望却明显迟疑了片刻,好像是在费力地思索措辞;只是努力片刻后并无效果,只能粗浅的举了一个例子:
“世子记得江浙上虞的那个什么‘粪岗’么?”
世子沉默了几秒:“……差不多还记得吧。”
实际上,绝不是“差不多记得”,而是记忆犹新。那处粪坑是上虞城治理崩坏的铁证之一,因为内外失序人心惶惶,大量流民淤积在上虞城外,随意拉撒四处抛洒,病死的尸体层层累积;无可计量的垃圾堆积如山,犹如粪土垒成的高山,所以百姓称为“粪岗”。这个老大难拖延已久,人人闻之掩鼻,还是海刚峰到任后下了死力整顿清理,挖坑填埋烧灰吸臭石灰消毒,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勉强收拾干净局面,也算是巨大的政绩。
恰好,穆祺南下抗击葡萄牙之时,正参观过粪岗清理工程的一点收尾,那种强烈的冲击,至今仍然难以忘怀,脸色都为之一白。
“那么世子就可以想象了。”儒望欲言又止,只能叹气:“马尼拉贫民居住的环境,基本就与‘粪岗’相差无几。至于贵族们的居所,外面看起来可能要好上那么一点;但实际,实际也差不多……”
所谓“差不多”,大概已经是儒望出于泰西自尊心的竭力挽回了。实际上,上虞之所以搞出“粪岗”,还是因为官府摆烂秩序崩溃外加倭寇袭扰后流民暴增这几层debuff集合的效果;但凡是在正常年代,城中的清洁不说上佳,至少还是能交代得过去的。但要说起现在欧洲人的卫生习惯……唉,就算在法国和英国宫廷里,贵族们都还是随地大小便的呢!
更要命的是,法国和英国毕竟维度要高得多,天气寒冷空气也相对干燥;贵族们随地抛洒的排泄物可能还不会有什么风险。但马尼拉毕竟是一个湿热多风的热带城市,满地的大小便一旦发酵起来,那个味道……
怎么说呢,以穆国公世子面对粪岗的那点矫情模样,他应该是绝对忍受不了马尼拉的风味的,所以也就不必劳烦儒望多做解释了。
当然,即使是这一点吉光片羽的描述,也足够震慑没有见过世面的世子了。他愣了足足有半盏茶的功夫,才勉强开口:
“……既然如此,先生应该明白我们的不得已。先前我就已经告诉过先生,肮脏和污秽是会滋生出瘟疫的;古往今来,这个规律屡试不爽……”
“——即使如此,又何必贵国操心呢?”儒望忍不住打断了他:“难道世子要告诉我,贵国广开慈悲之门,是因为同情吕宋人遭遇瘟疫的苦难,才不能不发动战争的吗?恕我直言,这个解释恐怕难以叫人信服!”
马尼拉管理不善形同垃圾堆是真的;因为过于肮脏污秽所以定期一轮大瘟疫也是真的。但就算两个都是真的,又与大安朝廷何干?难道海上还能有这样仗义执言的君子?
你还不如说当今飞玄真君其实是爱好和平温柔慈悲只知玄修不问世事的一代圣主呢,至少这还不怎么违背儒望的逻辑。
“我当然同情吕宋人,乃至一切遭遇瘟疫的死者。但这与我的决策没有关系。”世子不动声色地回话:“我是大安朝廷的勋贵,领的是中国的俸禄。朝廷之所以发给我俸禄,赏赐我爵位,是让我替中原考虑,替国家考虑,而不是替马尼拉人考虑。我个人可以表示同情,但也仅仅只是个人的同情而已。”
“既然如此,那世子最好还是袖手旁观,不要管无关的事情。”
“无关的事情?”世子轻声道:“那这就是我与先生不同的地方了……当然,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做海商海盗的人居无定所,四海为家,赚了一笔后拔腿就能走,根本不必考虑后续的结果。但我们毕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人,祖宗家宅所在,千年万年移动不得;所以不能不考虑长远,也不能不留一条退路。”
这话就有些太过分了。什么“海盗”,什么“拔腿就跑”,真是听得儒望青筋直跳,恨不能鼓起眼睛奋力辩驳。但还没有等他组织好语言,穆祺直接打断了他:
“其实我也很了解欧洲的作风,甚至私下里也有些不能言说的羡慕——抛弃伦理,抛弃道德,抛弃一切底线来追求利润,将殖民地榨成一个再也挤不出汁液的橙子,这是多么痛快、多么肥美的买卖!甚而言之,每次在思索处理倭寇的最终方案时,这种邪恶的欲·望都会不由自主地从我的心底生出来……但没有办法,有的事情就是不能做的,这是几千年的经验之一,不能由个人的好恶来左右。”
“——喔,当然,不能做不是因为做不到。实际上,从一千七百年前武皇帝荡平漠北之后,中原就基本奠定了对蛮夷绝对的武力优势;如果想要竭泽而渔,彻底摧毁周遭所有的秩序,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强盛的汉廷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陆地上的邻国终究是搬不走的;肆意摧毁蛮夷秩序榨取利润,只会在周遭制造出顶风臭三丈的大粪坑。陆地上的邻国永远也搬不走,这种大粪坑里外溢出的每一坨粪便,都会精准的灌回朝廷的嘴里。”
这话说得实在是恶心,实在是刻薄,但委实也难以反驳。如果纵观《史记》、《汉书》,结合后世考古的结果,那炎汉四百年纵横无敌,历代拓边的汉使或精明或凶暴或蛮横,甚至有和太后搞私通的迷惑神人;但无论对待蛮夷上层的手段多么粗暴狠辣,在真正控制了外藩小国之后,却都还要尽力安抚平民维持秩序,甚至组织驻军搞一搞兴修水利引种粮食之类发展生产力的操作,而绝不敢效法泰西人的刮地三尺,把路真正走绝了。
这种谨慎当然不是出于道德(你对到处发动宫变的汉使谈道德,长安恶少年听了都想笑),而多半是出于无可奈何的实际:汉军当然可以把蛮夷嚯嚯成一滩烂泥,摧毁文明摧毁秩序摧毁当地经营的一切,敲骨吸髓的夺取利益;但秩序崩塌之后,万一从烂泥中窜出来什么打劫商队的劫匪、蝗虫一样四处骚扰的难民,永无止尽的恶性犯罪乃至□□作乱,那就不是远在天边的大汉朝廷可以控制的了——你把家门口炸成了粪坑,就别怪粪坑里的苍蝇往你的饭碗里爬。
小国抵挡强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躺下来死给你看。大汉花了几百年明白这个教训,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忘记。
所以,这就是宗藩朝贡制度能够长久存续的原因之一。作为顶级的强权,中土可以当外藩小国的大爹,可以索取供奉和恭敬,建立自己满意的国际体系。但无论国力再如何悬殊,中土都必须给蛮夷留一条活路,尊重外藩的秩序与稳定,甚至还得输出输出先进技术,拉扯一把自己的穷邻居。这种克制与其说是出于儒家的仁义,倒不如说是因为眼不见为净的利益——历朝历代的中原皇帝陛下,你们也不想在国境内看到蝗虫一样的蛮夷难民吧?
儒望的嘴角抽动了:
“……我不明白,这和吕宋及西班牙人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