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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要重视榜样的力量（第2页）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年仅十四岁的顾炎武加入了复社。这是个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目。在青少年时期他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用心研学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作了无情的批驳。

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愈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同年五月份，顾炎武举家移到常熟的语濂泾，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他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166年，顾炎武从河北、北京到山西、陕西游历。在这之后他再没有回过苏州故里。他最后一次南归江苏，是在1667年，从山东到淮安，并刻录他的著作《音学五书》。他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完成了这篇音韵学巨著，更提出不同于当代其他学者的观点：“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此书原原本本地描述了音韵的变迁过程。后来的戴震、张惠言等提出的四声，都是根据顾炎武这本书加以发展而来的。

顾炎武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康熙十七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他毫不迟疑以死自誓，“唯办刀与绳”。是啊，顾炎武的嗣母王氏，他的两个兄弟，好友吴同初、潘田力和吴炎等都死于这场战争，多少亲朋战友为了明朝都慷慨就义了，面对清人的诱降，顾炎武毫不退缩地选择不合作，宁可从容赴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就是他一生标榜“行以有耻，博学于文”的真实写照。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持邀请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顾炎武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长孙。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禀告二老：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之深远。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历经嘉庆、道光两代，咸丰登基后不久病故。他从政为官四十年，先后担任多职，但他的正直清廉，不仅为他的人民所敬仰并赢得“林青天”的美誉，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钦佩他的品德和贡献。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英国人包令这样评价林则徐：“忠诚地、几乎不间断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了6年。在社会生活中，他以廉洁、睿智、行为正直和不敛钱财而著称。”

林则徐一生在14个省担任过多种官职，他的非凡之处，是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丝不苟的责任感。有了责无旁贷的献身精神，办法总比困难多。当时有人评价林则徐“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这话千真万确。虽然林则徐的实干精神挽救不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林则徐殚精竭虑地干成的每一件实事，在局部上，在具体问题上，给国家、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林则徐时代不同，但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林则徐每任一职、每做一事，从来没有敷衍马虎过。实干加智慧，贯穿于林则徐为官从政的全过程。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4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他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梁启超：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

梁启超（187~19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从187年出生到199年去世，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只有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主编《新民丛报》，成为一代青年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五四运动后潜心学术，写出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专著，堪称一代宗师。在他身后，留下了令人叹服的一千多万字的鸿篇巨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护国战争的灵魂，保皇会、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学术界的大师，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风云人物。

1895年春天，他赴京应考时，正赶上日本强迫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参加科举会试的18省100名举人，一致推举康有为和梁启超上书朝廷。在他们写成的万言奏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大主张。这一史称“公车上书”的伟大壮举，一时轰动了整个中国。

“人活精神”，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9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

梁启超的一生正好处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振兴中华的爱国事业上。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追求宪政、改革社会的理想始终不变；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他毕生以新民为己任，只开风气不为师；作为一个学问家，他又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通家，在诸多领域开辟先河，博中有精，无人能比。他有句名言：“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做人不负责任，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当官不负责任，就有愧于人民赋予的那份权力，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要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使命，要牢固树立责任重于山、工作无小事的思想，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全力以赴，毫不懈怠；遇到矛盾和困难，迎难而上，毫不退缩；出现问题和失误，勇于担责，毫不推诿。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191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进攻。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大钊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李大钊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向李大钊学习，就要学习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学习他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学习他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李大钊书写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对联。这副对联，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当面对生与死考验的时候，他从容地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李大钊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毁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李大钊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李大钊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历经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如今，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面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不朽贡献的革命先烈，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1881~19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早年曾留学日本。“五四”时期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发表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7年后定居上海，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的著作、译作、书信等是留给后世的珍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

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鲁迅的杂文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提倡的新兴版画，又是当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