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变革殚精竭虑,没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以前大家都羡慕他的才华,羡慕嫉妒他在皇家心目中的地位。
可很少有人去想,他都付出了什么。
恐怕没人会认为他们轻松。
说白了,‘治心’时代最适合自私摆烂的官吏,他们会觉得轻松惬意。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却是灾难。
治事不一样。
它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要求官吏必须去做某些事情。
自私摆烂的官吏自然觉得不舒服。
我当官是为了享受,怎么让我‘当牛做马’起来了?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则不然。
他们看到了让国家变好的道路。
我只要如此去做,情况就会一点点好转。
还有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事情吗?
他们会充满斗志,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说到这里,陈景恪话锋一转,道: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无为而治只是不过多骚扰百姓,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朝廷必须要制定完善的礼法制度,树立一些标杆,以此来规范人的行为,引导人们向善。”
“没有正确的引导,社会风气就会腐化……”
看看前世的西方国家就知道了。
他们只治事而不治心。
所以他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也率先开始妖魔化。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视起来,至少也要做成一样。
只不过当时那些人,是用这个理论来批评中国的。
认为中国事儿做不好,人也没教好。
然后西方某某国家做的多好多好。
总之老公知言论了。
抛开立场问题,只看这个理论本身,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现代国家,治心和治事都得做好,有一点做的不好都会出问题。
作为穿越者,陈景恪自然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在向治事转变的时候,也不能将治心给抛下。
话题说到这里,他终于说出了最终的结论:
“治事当有为,治心需无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