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知名自媒体发布长文《警惕“情感传销”:是谁在利用孩子的脆弱牟取名声?》,矛头直指“少年声库”,质疑其收集未成年人语音数据的合法性,暗示陈拾安借公益之名行个人品牌扩张之实。
文章迅速发酵,评论区两极分化。支持者称其为“黑暗中的提灯人”,反对者则指责他“消费苦难”“制造依赖”。
压力如雪崩般袭来。
教育部紧急约谈,要求提交全部数据管理流程;合作学校陆续收到家长质询信;甚至有媒体蹲守山村,试图挖掘“被包装的典型”。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原“星蕾艺坊”负责人张某的反咬??他在狱中接受采访时声称:“所谓体罚都是家长同意的,陈拾安断章取义,只为博取关注。他根本没救谁,只是拿孩子当素材写他的书!”
舆论哗然。
陈拾安没有回应。
他关掉手机,背上旧帆布包,独自步行七公里赶到县民政局,找到负责小禾安置工作的社工李姐。
“我能见见她吗?”他问。
李姐犹豫:“规定不允许随意探视,尤其是对你这样……有公众影响力的。”
“我不是以导师身份来,也不是为了宣传。”他平静地说,“我只是想告诉她一件事:无论外面怎么说,我都不会删掉她的声音。”
最终,在监控摄像头下,隔着一道玻璃墙,他见到了小禾。
小女孩抱着那本《白雪公主》,抬头看他,眼神清澈,不再怯懦。
他举起纸板,上面写着:**你的声音很珍贵,我一直留着。**
小禾笑了,也拿出一张画:依旧是彩虹桥,桥下多了一个人影,穿着蓝布衫,手里举着灯笼。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真相不需要辩解,它活在被照亮的生命里。
回到村里当晚,他写下一篇公开信,标题只有五个字:《我不辩解》。
文中未提争议,未斥谣言,只讲述了三个故事:
一个是青海藏族少年,在父亲醉酒殴打母亲的那个雪夜,拨通“夜语亭”热线,陪他说话的是贵州山区的留守女孩小兰。两人语言不通,却靠着翻译软件聊了两个小时,直到警察敲门。
一个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高中生,三年不敢与人对视,却在“同声共振”计划中成为最受欢迎的倾听者之一??因为他总能听出别人话语里的微小颤抖。
最后一个,是他自己。十七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酗酒,他曾站在教学楼顶,被路过的老道士一把拉下。老人不说道理,只递给他一台录音机:“你说,我听。明天你还想说,我还听。”
“我不是圣人。”他在信末写道,“我也会累,会怕,会在深夜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但我记得那个站在我对面的孩子眼中的光??那是我活着的意义。如果你觉得我在作秀,请你去听听那些录音。如果你仍不信,请你去问问小禾,问问林晓雨,问问每一个曾躲在黑暗里、却因一句‘我在’而重新呼吸的人。”
信件一经发布,风向悄然转变。
更多亲历者站出来发声。有家长含泪承认:“我曾以为孩子只是叛逆,直到听了她在‘少年声库’的留言,才知道她每天都在想死。”
有教师反思:“我们教学生写作文,却不教他们写自己的心事。是我们先失职了。”
连最初质疑的媒体也开始跟进调查,最终刊发深度报道《听见,是最温柔的反抗》,并附上全程独立审计的“少年声库”数据安全管理报告。
风波渐息,但陈拾安知道,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份“听见”的力量,穿透阶层、地域与偏见的厚壁。
四月初,第一期“同声共振”训练营在线上开班。来自城市重点中学与偏远村小的五十名学生共同学习倾听的艺术。课程设计别具匠心:第一天学“闭嘴”,第二天学“注视”(即使隔着屏幕),第三天学“复述情绪而非建议”。
林晓雨担任助教。她在分享环节说:“以前我觉得,只有痛苦值得被听见。后来我才懂,快乐、迷茫、甚至无聊,都是生命的声音。当我们学会听全一个人,而不是只等他崩溃,才算真正开始了。”
训练营结束时,学员们完成了一项集体创作:一部声音纪录片《日常之重》。里面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
-一个男孩坦白自己害怕体育课跑圈,因为总是最后一名;